2026-01-10 17:56:37

“汉末群雄”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纵观东汉一朝，羌乱不休，外患频发，以军功换取晋升资本，正是公孙瓒、孙坚等人的仕进之路。他们都有在边地从军的经历，在长期高强度作战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其麾下部曲亦能征善战，实力强悍。公孙瓒崛起于幽州，曾率“白马义从”威震北方，乌桓各部为之惊骇，“更相告语，避白马长史”（《后汉书》卷73《公孙瓒传》）。后来，他一度成为袁绍的头号大敌。孙坚同样勇猛过人，悍不畏死。讨董之战中，河内太守王匡、济北相鲍信等人大败亏输、损兵折将，而孙坚却正面击败了董卓的得力干将胡轸，斩杀叶雄（即小说中的华雄）。在乱世来临之际，以公孙瓒、孙坚为代表的这类军阀能够迅速脱颖而出；但过分依赖武力，反而会使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双拳难敌四手，纵使是强横一时的公孙瓒，在内外多方势力的联合下，也最终含恨自焚于易京城中。

第二类是由反政府势力演化而来的军阀，“一种是边疆地区胡汉结合的割据势力，以西北的马腾、韩遂为代表，另一种则是以流民为主体或大量吸收流民人口的武装势力”。与国家机构演化派生的军阀相比，第二类军阀要弱小得多。以马腾、韩遂为代表的这类军阀，多为叛将出身，他们之所以能割据一方，更多是因为其地处边州，拥有一定的地缘优势；而中原此时已陷入混战，无暇他顾。其实，在汉、胡杂居且局势更为混乱的凉州、关中地区，大大小小的军阀不计其数，马腾、韩遂只是其中最为拔尖的，在当地拥有较大话语权，但仍控制不了整个关中或凉州。他们并没有太多逐鹿天下的野心，更多时候都在观望、摇摆，以期自保。董卓掌权时，“遂、腾见天下方乱，亦欲倚卓起兵”（《后汉书》卷72《董卓传》）。董卓被杀，李傕攻入长安，马腾、韩遂与之先战后和，接受了他的册封。至献帝东归，曹操入主中枢，又派钟繇招降关凉群雄，马腾、韩遂遂“遣子入侍”。待曹操一统北方，马腾干脆携全族入朝，担任了一个闲散的卫尉。

至于后者，一般指黄巾余部、黑山、白波以及占据山泽险隘的各路小军阀，这类军阀或势力组织松散，缺乏战斗力，整体实力更加羸弱。毕竟，其中大多数成员都是因战乱、灾害而被迫远走他乡的普通百姓。在迁徙与流浪的过程中，他们身不由己，或加入一些坞堡组织成为佃农，失去人身自由；或被一些小型军阀裹挟，沦为战场上的炮灰。而在官方主导的历史叙述与文献记载中，这些被贴上“黄巾”“妖贼”“寇”标签的中小型军阀的确实施过一些劫掠、侵扰等不当行为，但他们频繁遭受官方的打压，恐怕并非仅仅出于这一原因。乱世之下，“强者食肥美”，这些拥有大量人口储备、具备一定作战经验但整体实力相对薄弱的中小型组织或军阀，更容易成为强大军阀吞并与觊觎的目标。也正因国家机构演化派生的军阀实力强大，往往是汉末混战走向的决定性力量，亦对魏、蜀、吴三国的成形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等人才是《走向三国》的重点关注对象。

何以“走向三国”

陈寿《三国志》卷六、七、八记载了一批“汉末群雄”，包括董卓（李傕、郭汜）、袁绍、袁术、刘表、吕布、公孙瓒、陶谦、张杨、张鲁、张绣等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曾是曹操的大敌，但他们的传记却紧跟“帝纪”与“后妃传”之后，比宗室诸王、功勋名将还要靠前。学者徐冲业已指出，早在魏、吴两国各自修撰的纪传体国史中（如王沈《魏书》与韦昭《吴书》）都存在“汉末群雄传”，“这应当看作各王朝对于自身正统的一种书写”（《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79页）。

无论魏、蜀、吴三国通过何种方式来构建其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开国君主的军事武功都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即使是看似“和平”的汉魏禅代，也须反复强调曹氏父子拯世济难的“义举”，从而增强其代汉的合法性与说服力。诚如学者楼劲所指出的，“在魏晋以来禅让革命模式中，尧舜禅让所寓基本原则及其政权和平过渡的价值已被公认，汤武革命象征的举义抗暴传统也未被一概丢弃，且因其仍可与某些现实要求合拍而时被强调”（《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7页）。这种思想背景对魏、吴的国史撰写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曹操对抗并歼灭袁绍、袁术、吕布等汉末群雄的经历，就能被解释为“奉天驱除”，从而成为其煊赫武功的有力凭借。

要之，早在三国时代，汉末群雄便已被嵌入到他们的开国史中，成为三国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顺着这个思路，不妨以地域角度重新审视汉末群雄。单敏捷用三个章节分别对北方、南方与西部地区的强大军阀进行了介绍与梳理，这恰恰是曹魏、孙吴与蜀汉三国建立前的地方割据史，契合了本书“走向三国”的书名。

先看北方。虎头蛇尾的讨董之战结束后，昔日歃血为盟的关东群雄或出于自保、或热衷于争霸、或因私人恩怨，各自为战，互相攻伐……在这场混战中，袁绍、袁术率先一步脱颖而出，他们所在的汝南袁氏，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当乱世到来，其拥有的名望与人脉资源得以迅速转化为军事力量。兄袁绍是庶出，善于养名，能折节下士；弟袁术为嫡出，好飞鹰走狗，以侠气闻。因为种种缘故，兄弟二人分道扬镳，在袁术争夺兖州的过程中，以二袁为首的军事同盟逐渐形成。《三国志·袁术传》载：“（袁术）既与绍有隙，又与刘表不平而北连公孙瓒；绍与瓒不和而南连刘表。”《三国志·武帝纪》又载：“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援于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袁术拉拢了徐州牧陶谦、幽州军阀公孙瓒、黑山诸军以及南匈奴於夫罗，袁绍则内倚兖州曹操、青州臧洪，外连荆州刘表。各路诸侯彼此间的争斗，大抵遵循着“远交近攻”的规律。即使是远在岭南的交州刺史张津，也选择与曹操交好，而与荆州牧刘表连年交兵。

群雄割据的第一个阶段，以袁术败走淮南为结束。彼时，袁绍、曹操分别据有河北与河南，袁绍继续向北，镇压黑山诸军，并与崛起于边地的幽州军阀公孙瓒大战，而曹操向南进一步发展，图谋徐州。至建安四年（199），“背靠背”般的袁绍与曹操在分别消灭掉自己的敌人后，心照不宣地展开了交锋。官渡之战后，袁绍病亡，曹操马踏中原，花费七八年时间平定北方，为日后的曹魏政权奠定了基础。

另一边，袁术退出对北方的争夺后，仍有足够力量雄踞江、淮，伺窥扬、徐。他与周边州郡的合纵连横，对南方时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水陆交通枢纽的徐州，陷入南北势力隔空角力的旋涡之中。徐州虽属北方，但它与扬州毗邻，袁术遂自号“徐州伯”，毫不掩饰地表露他对徐州的觊觎之心。可在风云激荡的徐州之争中，袁术并非主角，徐州牧陶谦病逝后，刘备与吕布相继“争盟淮隅”，旋即又被赶出徐州。徐州几度易主的背后，仍可视为“二袁对立”的后续事件。在这之后，两位重量级人物登场，他们分别是“僭号”的袁术与“自守”的刘表，二者嫌隙颇深，却一个激进、一个保守。前者冒天下之大不韪，于寿春僭号称帝；后者偶有僭越之举，多数时间醉心学术，加之荆襄大族的制约，只能步步保守，困于一方。袁术败亡前夕，其部将孙策渡江，斗转江南，以丹阳为根据地，据有吴郡、会稽，奠定了江东政权的雏形。与其他章节相比，本书并未梳理孙策的创业历程，而是进一步考察了东吴特有的奉邑制，明确了东吴将领的奉邑与其驻区的紧密关联。这或许是因为相关研究已十分丰富，蔚然大观，如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年版）、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再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收入《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11年版）、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宋杰《孙策攻占江东的经过与方略》（收入《三国军事地理与攻防战略》，中华书局2022年版）等论著。

被忽视已久的西部地区也再度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盘踞在凉州、河西一带的羌人，与东汉政府进行了长达百年的战争，早已定都洛阳，更偏向于关东的东汉政府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甚至生出了“割弃西北”的想法。西部地区的糜烂局势拖垮了东汉王朝，却迎来了曹操的迎头痛击。关陇、河西长达数十年的分裂与联合，于汉末曹魏之际渐归安宁。韩遂、马腾、马超、关中十将等大小军阀也被逐一分化、各个击破。与之相比，汉中地区显得相对和平一些。割据汉中的张鲁以天师道收拢民心，以确保其政权的稳定性，这让他成为曹操、刘备争相拉拢的对象。这个“政教合一”的割据势力，俨然已成为汉末群雄割据史中的独特一景。稍有遗憾的是，本章未提及割据益州的刘焉、刘璋父子，作者单敏捷单独发表在《北京社会科学上》的《汉末刘焉父子时期巴蜀主要政治关系新探》（2021年第11期）一文或可作为补充。

专属“分析范式”

为了更好梳理各路军阀的割据情况，作者并未完全采纳旧有的地域集团与派系范式，而是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崭新视角——以外来势力（亲信团体）、本土势力（地方大族）、周边力量（外交）入手，探究割据军阀的成败与得失。本书提到的汉代旧制“三互法”，为该框架的存在提供了制度依据。——囿于“三互法”的任官回避原则，地方长官大多由外乡人担任，因此汉末割据军阀大多非其统治区的本乡人，如冀州牧袁绍是豫州汝南人、兖州牧曹操是豫州谯县人、徐州牧陶谦是扬州丹阳人……而孙权因籍贯在扬州，未任扬州牧，而在赤壁之战后遥领了徐州。

军阀是外乡来客，因而其统治州郡后，当地会存在多股势力。首先，是跟随地方长官来此的亲信势力，他们是军阀的臂膀；其次则是盘踞地方的豪强大族，这些大族未必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也不一定会结成政治同盟，但可以笼统地将其看作“地方势力”。田余庆在考察蜀汉政治史时提出的“主客”与“新旧”之分，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收入《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11年版）。袁绍年轻时好养士人，有不少奔走之友，在入主冀州后，顺利取得郭图、荀谌、辛评等颍川士人的信任与支持，这些人就是他的亲信。

当然，亲信未必一定是军阀的同乡，通过任侠、结拜、升堂拜母、联姻、策名委质等方式，同样能缔结亲密关系。刘备麾下，张飞、简雍是其同乡，而关羽、赵云等外乡人亦颇受他重视，“义为君臣，恩若父子”。同理，作为袁绍旧友的南阳许攸，亦可视为其亲信势力中的一员。受袁绍重用的还有沮授、田丰与审配，他们都是河北名士，拥有不俗的人脉资源与话语权。东汉以来，中央对地方基层的统治，大多是靠当地豪强大族来实现的，袁绍能顺利统治冀州，自然离不开沮授、田丰与审配等当地士人的帮助。除此之外，曹操伯牧兖州（陈宫）、刘备入主徐州（陈登）、刘虞统治幽州（鲜于辅）都离不开地方大族、名士的支持。

一个割据集团内部只存在主、客两种势力，显然是理想情况。《三国志·臧洪传》为我们揭示了汉末群雄中的“阵营”与“同盟”。各路军阀既然有盟友，自然就有敌人，而且他们的敌人往往就在周边。于是，周边力量也成了影响军阀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刘备伯牧徐州，吕布取而代之，他们政治立场的转换就深受周边力量（曹操、袁术）的影响。

若某地在短时间内易主，其内部的势力划分将会更加复杂。幽州牧刘虞去世后，对他十分推崇的地方名士鲜于辅、阎柔因不愿与掌权的公孙瓒合作，便联合公孙瓒的敌人——即三郡乌桓与袁绍（周边力量），内外夹攻，加速了他的灭亡。徐州的情况更为复杂，徐州牧陶谦去世后，作为其亲信旧部的丹阳兵丧失主导权，其继任者刘备又改换立场，在当地名士陈登的支持下倒向袁绍、曹操，招致了袁术记恨。在此情形之下，吕布勾连各方，成功将刘备驱逐出了徐州。值得玩味的是，以臧霸为首的“泰山诸将”此刻亦活跃在徐州地界上，他们曾跟随陶谦征讨叛贼，割据一方，却在刘备当政时期保持缄默，不见踪影。由此可见，徐州一度同时出现了刘备（及其亲信）、当地大族（陈登）、丹阳兵（前任徐州牧陶谦的乡党亲兵）、吕布、与吕布若即若离的并州将领张辽、跟随吕布叛逃的兖州人（陈宫）、泰山诸将等多支势力。徐州形势虽然复杂多变，但借助“外来—本土—周边”的理论框架，我们仍能较为清楚地看到各方势力在徐州易主时的作用与表态。

不过，我们必须承认，范式分析固然能将错综复杂的局势和人际关系简单化，更好地观察问题，可有些时候又难免“削足适履”，忽略掉一些重要细节。在历史研究中，一些不符合主线脉络的“分叉”，往往是揭示真相的关键线索。至于如何在二者之间进行适当地斟酌取舍，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转自公众号“澎湃私家历史”）

丨

中华学术·近思

（已出书目）

以政治思维深剖汉末板荡政局

揭秘走向局部统一的内在逻辑

《走向三国：汉末群雄割据史（190—220）》

单敏捷 著

978-7-101-17073-3

68.00元

东汉中央朝廷崩溃后，各地势力在碎片化后重新整合，群雄并起，东汉名存实亡。本书聚焦于东汉末年直到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这三十余年间，群雄势力发生、演进与重组的历史过程，尝试通过对基本史事的重新梳理，分析各主要军阀集团的内部矛盾以及军阀之间的利益纠葛，并从秦汉大一统制度遗产的角度，来探讨秦汉旧制是怎样抑制了汉末“破碎性分裂”的延续，并将历史发展的轨迹重新引导向局部统一。

跨天文、地理、政治、文化多维视角

揭秘中国古代分野体系两千年演变轨迹

《天地之间：天文分野的历史学研究（增订本）》

邱靖嘉 著

978-7-101-16997-3

98.00元

天文分野是由中国传统星占学衍生出来的一套认知天地对应关系的理论体系，它既是传统星占学的理论基础，又是古代地理学的重要内容，同时又反映了中国人的宇宙观与世界观，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书从历史学的视角出发，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首次对中国古代天文分野的历史演变、理论模式、思想传播及其政治文化涵义做了系统研究。全面梳理了天文分野学说的起源、释义和理论类型，重点考察有重要影响的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体系的形成、定型与衍变，以及在古代王朝政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折射出的天下观思想，进而透过天文分野的视阈对东西方世界观试作比较，体现出一种全球视野。

一本日记道残生，展现明清易代剧变

一个家族临抉择，映射江南士人悲欢

《覆巢之下：一位江南士绅的日常生活与明清鼎革》

朱亦灵 著

978-7-101-17144-0

76.00元

顺治三年春，在兄长因抗清罹难后，死里逃生的嘉定士绅侯岐曾始以“半生道人”之名作日记，“以备后人稽考”。透过日记观察侯岐曾“奉母保孤”的“遗民”生活，诗书游戏只是短暂的慰藉，与疟疾的抗争亦无成效。清廷的打击步步紧逼，侯岐曾竭力调度社交网络，却也无力改变大局。虽然心怀故国，他却对复明运动持谨慎态度，并无殉死决心。但最终精神趋于崩溃的侯岐曾还是卷入“松江之变”，家破人亡，成为明清易代史上又一幕悲剧。

本书引入日常生活史的视角，较完整地还原了晚明士绅真实的生命图像，展现了侯岐曾的求生渴望与赴死结局之间的张力，在学术理性之外亦饱含人文温情。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